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非常重视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挖掘毛泽东的实践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认真总结他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于全党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既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又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在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坚持用这一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给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他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努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并把这个工作看作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建国以后，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也一直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能够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能够提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与他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是完全分不开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时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欧洲相比又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因此，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既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又特别强调只有实践才是我们认识的基础。他坚决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割裂开来的做法，多次强调指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这里，他既肯定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肯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反复强调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他说：“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实践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是比理论更为基础的东西，他经常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他看来，理论的作用就体现在它能够为实践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⑧ 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学了理论以后，他并不像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一样用“本本”来套中国革命和建设无限丰富的实践，相反，他以自己所学的理论为指导去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够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反对盲从心理，坚持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认识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⑨。遗憾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思想倾向。恩格斯曾经多次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做法，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⑩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特点，这种错误思想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通过苏俄这个渠道开始真正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具有权威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并且在中共二大之后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义务执行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毫无疑问地，由于中国的国情与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且两国又是邻国，因此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的示范作用。正是这个原因，“走俄国人的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响亮口号。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奉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蔓延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种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盲目跟从的心理。这是中国革命多次遭受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障碍。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盲从心理，也坚决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强调要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认识问题。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主张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1} 在他看来，只有采取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才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从不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且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他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反复强调：“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12}这些是他能够不断地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这种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思维品质就显得更为重要。正因为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他才能够认识到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从而顶住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在实践中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也正因为毛泽东始终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他才能够不受那些陈旧观念的束缚，对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大胆的概括，不断提出新的创见。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种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著作，充分反映了这种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思维特点。对于这个问题，学者赵福亭做了分析，指出：“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13} 
三、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许多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独特的经验，其中既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有反面的失败的教训。因此，能否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既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得到顺利地发展，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得到顺利地推进。对此，毛泽东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因此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一直都非常重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14}毛泽东还把缺乏经验看作是我们党在历史上犯各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15}事实上，即使有了经验，如果不善于总结，也不可能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把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看作是领导者的责任，指出：“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16}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证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党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高度重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些失误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党缺乏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晚年不重视甚至完全地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这为他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首先，毛泽东特别重视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典型经验。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只有那些典型的经验才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多次指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17}在他看来，由于典型的经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此，必须着重地总结那些典型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为制定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毛泽东非常重视从反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毛泽东多次指出，由于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实践的过程中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要怕犯错误，而要积极地进行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又指出，由于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犯错误也不完全是坏事，“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18}。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不仅强调要重视吸收正面的成功的经验，而且他还强调要重视吸收反面的失败的教训，指出：“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19} 在他看来，由于党和人民在错误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教训，因此“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吸收反面的经验也为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了条件，因为“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20}。最后，毛泽东还非常注意吸收借鉴他人的经验。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定群体的实践范围总是有限的，与之相应地，实践经验的积累也要受到限制，因此注意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就显得非常地必要。对此，毛泽东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他指出：“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21} 正是这个原因，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不仅高度重视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而且还非常重视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都吸收和借鉴了苏联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比如说，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复强调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既是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果，也吸收借鉴了列宁等领导俄国革命的经验。再比如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是对建国以来中国自己建设的初步经验的总结，也吸收借鉴了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毛泽东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才能够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在长期领导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正是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独特经验才上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原则，毛泽东也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理论创新。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在实践上最先率领队伍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军。在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认识得到升华，他把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联系起来，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22}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就带上了强烈的理论色彩，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也反映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而农民又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而且他还找到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途径。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毛泽东强调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就上升成为完整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原则。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也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则。也是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及其性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上升成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向国内外阐述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就升华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原则，这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按照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后，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呈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总结建国初期我们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就上升成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科学的理论原则。这条总路线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反映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即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不仅要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减少社会主义改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毛泽东还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上升成为科学的理论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成为科学的理论原则。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要求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条基本方针的提出正是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并借鉴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状况作了分析，确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作了分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以此为依据，明确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建国以来我们党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就升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进行总结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认识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分作两个阶段的思想，提出我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强调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比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总之，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就升华成为科学的理论原则，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重大理论原则问题。